尼尔逊街从南到北贯穿了整个桑迪丘，北边是城区, 崭新的公寓楼和繁忙的街道, 而南边延伸到安静的居民区, 形状各异的小房子, 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公园和大草坪; 我在南边街尾的大斜坡坡底租了一间小公寓。
原本不打算在这里住, 毕竟不管怎么说, 一个穷留学生自己住还是很奢侈. 但我和原本要成为舍友的这位朋友实在相处不来, 住了两个周, 摩擦不断, 于是我们一致决定把合租的房子 sublease 掉, 并自己找地方住. 于是在开学一周前, 我订下了这栋小楼的 8 号房间.
这间红顶小楼原是两间 townhouse，原本中间有一堵墙隔开，开发商接手后敲掉了中间的分隔墙并重新划分了房间，硬生生从本就不大的三层小楼里改造成十几间仓鼠笼般的单身公寓。楼道很窄，仅容两个人错身通过；墙壁也很单薄，大多都是木质的，除了邻居的视线外什么都挡不住。
我的房间在房子背面的西北角, 房间里有移动灶台和迷你冰箱，一个没有盥洗台的卫生间，除此外仅有几尺见方的居住空间。好小好小的公寓，租金也比附近其他的房子低一些（当然了，如今看来也不值的）。
刚搬进来的时候东西不多，而且正值夏末，不觉得太难受，只觉得装修还算干净，并且离学校只有两个街区，比不少学校的公寓都更近，第一年的时候我有早八的课，这个距离甚至允许我可以拖到上课前十分钟才从床上爬下来，竟也不至于迟到。那时生活规律，总有事做，
由于种种原因，楼上楼下的邻居大多是附近的没什么朋友的内向学生和单身人士，租客流动率也颇大，夏天到来之前，春季学期刚结束，楼上楼下便响起了叮叮咚咚的搬家声。我在这里仅住了十几个月，竟然成了住得最久的租客之一。
John
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住在地铁下一站的利兹社区, 尽管我与他们只隔了一站, 但,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延续了我一直以来的社交边缘的处境 —— 总是和所有人保持距离。我在本地也没有什么朋友, 在仓促搬来之前, 我只认识本该跟我做室友的朋友, 以及一个白人老头。
I guess I can talk about John. 因为如果不提及他的话, 大概也没有别的机会记录他了。
…
7 号房
这个小房间连网线的入口都没有, 刚住到这个房间的第一天晚上, 我沿着空荡荡的房间摸索了半天, 然后陷入深深的挫败感 —— 我的生活不能离线。最后只得厚着脸皮敲响邻居的门, 试图借用 Wi-Fi。7 号房住着一位有点邋遢的小哥, 穿着睡袍, 戴着眼镜。他面无表情地告诉我这个楼有免费的 Wi-Fi 可以用, 然后看了我一眼, 给我分享了 Wi-Fi 密码。
6 号房
5 号房
2 号房
由于我的房间在小楼的西北角, 窗口就是去往地下室的楼梯, 所以地下室里的租户总是在我窗前进进出出。有一次甚至还有一个人把头伸进了我的窗口, 对上了我的目光, 他大叫一声, 把头缩了回去, 哧哧笑声消失在楼梯拐角。我对此感到颇受侵犯, 非常恼火。所以为了避免活得像橱窗里的模型、或者墙上鱼缸里的怪异的海鱼, 全天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都把房间里仅有的这一扇窗锁死, 百叶帘紧闭。但即便挡得住目光, 声音却没办法完全隔绝。而时间久了, 我大概也能分辨出哪种声音是来自哪个租户。
其中一个声音总是引起我的注意 —— 是一种沉重, 但是很快的脚步声。他是住在楼下洗衣房隔壁的一位四五十岁的白人老哥。他很瘦, 看起来有些凶悍, 眼眶凹陷, 胡茬总是有些散乱, 总是穿着有些年头的短裤和短袖衬衫, 我经常看到他坐在后院的楼梯上, 盯着许久无人打理的茂密的野草, 眉头紧皱地抽烟。他每天晚饭后会离开家, 到第二天清晨才会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从外面回来。他的呼吸经常很沉重, 也总是很疲惫。不过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 他在我的窗前的楼梯口总会咳嗽两声, 然后很有礼貌地对着四下无人的拐角和紧闭的窗户说 “Excuse me”, 似乎他知道我在墙的另一边竖着耳朵。
23 年夏天, 我和朋友约好了去 Banff 和西海岸旅行。六月中出发前一天, 我去楼下洗衣房准备出行用的衣服。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声音, 隔壁的房间的门突然打开, 他总里面走出来, 有些拘谨地问我,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的手机丢了, 请问是否可以借你的手机打电话找找呢?” 他用我的手机拨通了电话, 却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于是我说, 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也许可以用查找 iPhone 功能定位它, “If you don’t know how, I can show you. ”他非常高兴, 请我进了他的家里。
我跟在他身后走进了房间。空气中有股微微的烟草味。他的房间不大，家具很少，门口正对着一个旧沙发, 往里走, 一张双人床霸占了半个房间，床单陈旧而褪色，另一边是一个颇有年代感的书桌, 上面摆了一台很小的电视和一台廉价笔记本电脑, 靠近电脑一侧的墙上挂着几张模糊的照片。地下室的高窗小而狭窄, 并且深嵌墙内。窗外是六月晴好的阳光，但隔着那层污浊的玻璃, 几乎没有阳光可以触及这片空间。他养了一条很老的黑色巴哥犬, 似乎行动有些不便, 呼吸声如同哮喘。狗见了我很不高兴, 激烈地抗议我的存在。“Hey! Quiet, Buddy!” 他头向我介绍它的名字是 Buddy, 把它关进了卫生间。
我打开了 Find My iPhone 的页面, 并且告诉他如果能登录 iCloud 的话, 兴许可以定位到他的手机。“我可能不记得 iCloud 的账号和密码了, ” 他说, “但我可以找找看。” 他略微犹豫了一下，走到桌边，翻找了一会儿，翻出了一个皮面记事本。他翻着笔记本, 指尖划过一些模糊的字迹, 嘴里念念有词, 找到了好几个账号和密码。“我怕自己记不住，”他笑了笑，语气带着一丝尴尬，“所以写下来。” 我耸耸肩, 说, 至少比忘了密码要好得多。我们挨个试了半天, 终于登陆了进去。
地图上显示他的 iPhone 在几个小时前还在不远处靠近河边的草坪上, 这片区域人流密集, 温暖的晚上偶尔会有无家可归者在这里露营, 我俩去那片区域里找了二十分钟, 无果。他非常沮丧, 我说, “昨晚是不是有谁带走了你的手机?“ 他说, 昨晚确实有别人来他家, 我注意到他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背叛。但他随即摇摇头、坚定地说 “不会是他” 。我叹了一口气, “那我们接着找吧。不过这个定位范围很大, 这一般意味着手机在信号不好的室内”, 我解释给他听, “所以你的手机也许还在家里。”
我们回到阴暗的地下室, 再次拨通了他的手机, 这时候他说, 好像听到了微弱的震动声。他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快步走到沙发前, 猛的把坐垫掀了起来, “啊哈!” 从老沙发的夹缝中揪出来一台挣扎的、惨叫的手机, 扬起好多灰尘。他非常激动, 高兴地要跳起来, 对我的赞美不绝于耳。我们聊起来, 他说他在城中一个酒吧当服务员, “已经干了十多年了!” 他非常自豪。他极力邀请我改日去喝酒。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说我明天就要出发去 Banff 旅游, 他似乎比我还高兴, 说他去了很多次, 那里非常美好。
…关于banff的对话…
我一直很想跟他聊聊, 问问他的人生经历, 他所作出的选择 —— 那大概是一个与我相去甚远的故事, 发生在另一个遥远的时空里。我想知道他这一辈子, 作为 queer 的故事, 在路上旅行的故事。但是我最终没有开口。
后来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我观察了好些天, 也没有再看到他, 想必是搬走很久了。他大概也带走了我的巧克力，还有欠我的那瓶啤酒。
搬到楼下的是两个哥特妹，一个高瘦、另一个矮胖，总是一脸 no fucks to give 的表情，每次全公寓楼的人因火警而疏散, 她俩总是默默站在雪地里看着剩下的人围成一圈。
3 号房
火警
楼上
二楼住着两个中东年轻人, 我从来不上楼，所以跟他们几乎没有交集，但我有时候回家的时候能看到他们总是把新洗的被子晾在门廊上方的阳台上, 或者把自行车架在阳台栏杆上, 抑或是倚在栏杆上抽烟。公寓管理员对于他们侵占公共空间这事很是在意, 给整栋楼的住户发了一次又一次邮件, 言辞愈发激烈, 威胁说要把阳台上的自行车扔掉。自行车消失了一段时间, 公寓管理员似乎胜利了。但几周后的一天, 我从外面回来, 发现同样的自行车又出现在了楼上阳台的栏杆上, 并且变成了两辆。
青春的忧郁和不知天高地厚, 但总归还是自己, 希望未来的我能放过现在自己, 允许自己有时代和年龄的局限, 我也希望现在的自己, 能做出一些改变 —— 所有人都在 move forward, 我不甘愿被留在后面.
我从未爱上过这里，可能是因为环境, 邻居，也可能是因为我总是把这里看作一个临时的跳板，在住进来的那一刻已经计划远离。但归属感源于习惯，而独立于即时的情绪。我住在这里时觉得这里嘈杂, 混乱, 甚至危险, 最后也因此搬去了新的公寓。但我不可否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把这里当成了家。后来的新的公寓楼在市中心, 管理严格, 设施健全，环境很好, 我也很少听到任何噪音。我当时感觉离我想要的生活进了一步, 但隐隐约约又感觉好像离一切都更远了 —— 离 Julie 兼职的超市很远、离我心心念念的大公园也很远。后来我在这里短暂居住了不到一个月，便离开了这个城市。